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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国强：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
往期回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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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
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
古代埃及、古代巴比伦、古代印度、古代中国同为世界四大古文明，然而除了古代中国外，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亡了。其他几种文明的消亡虽与自然灾害、人为战争等有直接的、密切的关系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滞后，使它们失去了赖以成长的内在动力；语言文字未能流传于世，使它们丧失了赖以传承的文化载体；脱离民众、远离生活、超越现实的文化弊端，使它们迷失了赖以延绵的源头活水。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锤炼出“融同化异”的坚韧特性，它以道为统，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理念，以“大一统”为政治文化主流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，以求变革新为鲜明品格，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。这些本质内涵历经数千年历史洗礼，不断凝聚，不断提升，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、海洋文明的相互浸润下成长，在中外文明的双向互动中丰富，呈现出中华文化特有的创造性、包容性、变通性、体系性、传播性、重民性，使中华文明伴随着中国社会经历一次次历史变革后，仍以强大的活力持续走向统一和发展。即使在政治分裂分离的历史时期，中华文化之根从未断绝，中华文化之脉从未断裂，中华文化之本从未断层，聚合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基因谱系而源远流长。 纵观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，内聚的地理环境、广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，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条件。持续沿用的汉字以其广泛适用性、文化附加功能、高度组词能力、形音义一体功能等，成为中华文化持久传承的坚固载体。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、海洋文明的水乳交融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形式和内涵。丰富、多层次的教化体系，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。独特的史学传统，铸就了赓续延绵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。同域外文化互学互鉴，取长补短，兼收并蓄，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注入活力。 从天地本源出发探求世界秩序和社会规范的“道”，将自然变化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，赋予中华文化以厚重性和灵活性，成为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精神动因的源头。以“德”贯通天道与人伦的“天人合德”思想，以及对实现“大一统”的向往与追求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精神和共同价值理念。中华民族沿着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不断前行，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，凝练出以“民本”为标识的独特精神品格和精神特质。 “民惟邦本”的民本精神起于“道”，贯穿于“天人合德”，实践于“大一统”。在政治思想格局持续稳定传承、“大一统”思想不断转化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具体实践的交互作用中，道统相传，正统相继，政治中国的绵延永续为文化中国的绵绵不绝提供了强大动能。 中华文化持续丰富、不断扬弃，既与时代发展相伴始终，也与环境、社会、制度、文教等要素密不可分，从而造就了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思想观念、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，在世界文明之林独树一帜，彰显出非凡气度。
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过程中，不仅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，滋补本民族文化血脉，还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，传递出独有的“智慧之光”，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卓著。
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往互动源远流长。大约1万年前，华北地区出现粟和黍，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稻。粟、黍和稻成为在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原始农作物，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代表作物，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，而且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的基础性贡献，对我国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 中古时期，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就开始向周邻地区，比如朝鲜、日本、越南以及东南亚、蒙古高原、青藏高原部分地区传播。公元8世纪前后，东亚国家大规模吸纳中国语言文字（汉字）、思想意识（儒教、佛教）、社会组织（律令制度）、物质文明（科学技术）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“汉文化圈”。 中华文明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文化格局，而且泽被西方，影响着世界文明进程。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。公元3世纪至8世纪，我国古代造纸术陆续传入朝鲜、日本、中亚、北非和欧洲。大约在公元6世纪，我国的种桑养蚕缫丝工艺开始传入西方。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不少唐朝士兵擅长造纸，阿拉伯人依靠他们在撒马尔罕开办造纸厂，“撒马尔罕纸”以精美适用而闻名遐迩。8世纪末，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、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，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主产地。不久，造纸技术传到埃及、摩洛哥。12世纪，西班牙、法国兴建造纸作坊，意大利、德国、英国等也紧步后尘，我国造纸术在欧洲推广。 我国活字印刷术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。北宋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经丝绸之路传至朝鲜、日本、越南。到13世纪，沿丝绸之路来到我国的西方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。15世纪时，欧洲人谷腾堡运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《圣经》。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，我国印刷术迅速在欧洲传播。 我国在隋唐时期发明了火药，唐末出现被称为“飞火”的火炮、火箭。公元8、9世纪，作为火药重要原料的硝石从我国传入阿拉伯，被称为“中国雪”。13世纪，我国的火药和火器制作技术传入中亚、西亚和欧洲。 指南针、造纸术、火药和活字印刷带动了世界变革，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。马克思精辟地指出：“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——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。” 18世纪前后，中华文明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推崇，从儒家学说到社会制度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至深。面对旧制度的种种弊端，欧洲启蒙思想家迫切需要探索社会变革的方向和途径，他们不仅力图从本国和欧洲的历史中找到走出现实困境的出路，而且把目光投向欧洲之外的国家，力求从他国的经验中获得有益借鉴，而古老的中国成为它们聚焦的国度。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欧洲人发现中国文明比作达·伽马和哥伦布发现好望角和美洲大陆。他说：“当高卢、日耳曼、英吉利以及整个北欧沉沦于最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，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各部正培养良俗美德，制定法律，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，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，堪称首屈一指。”伏尔泰认为，中国在政治、文化、伦理道德、宗教等方面都优于西方国家，是西方的楷模。伏尔泰这样赞美中国文化：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，只知道追求财富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正直的世界。他把中国和整个欧洲国家作了比较后说：“中国遵循最纯洁的道德教训时，欧洲正陷于谬误和腐化堕落之中。”而最纯洁的道德就是“后辈对长辈的尊敬”等儒家道德伦理。 在伏尔泰看来，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，尽管有一些古老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加久远，但已经消失殆尽了。他认为，中国对天文观察的记载证明了中国编年史的科学性，比《圣经》编年史更加科学、真实和可信。“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，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。”在他们看来，作为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而始终昌盛的国度，中国的语言、文字、习俗、法律、服饰等都没有明显的改变，这种高度的稳定是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明智的道德基础之上的。启蒙运动时期，经由思想家的解读、诠释，儒家学说作为东方文化的突出代表，参与了欧洲锻造现代文明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实践。 中国古代科举制自隋唐始创，至清末废除，延承了1300多年，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，而且对西方文官制度产生重要影响，被西方人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。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十分重视，他们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有四个好处：一是国家通过考试选用有为的青年，不管其出身如何，只看其专研学问的结果，驱使他们奋进。二是磨炼人们精进学问的精神，使社会上尊重知识。中国青年热心于在国家考试中及第，使其提高文化修养。三是防止贪欲和精神堕落，防止只是空虚和放纵行为的发生。四是皇帝将天下的人才集合在一起，解除有不良行为的官员职务，物色更适合的继任者。 早期来华传教士们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和介绍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引起强烈关注，许多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方面的学者，纷纷赞扬这一制度。1755年，英国《绅士杂志》载文说：“文章是一个希望接受考试的思想家必须经过的唯一考验……所有作者都同意这种看法，中国人在治国术方面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。”伏尔泰极为推崇中国的文官制度，认为中国官僚奉行儒家信条，恪尽职守，构成各部门职能相互制约和自我调节的好政府，而这些官员都是经过层层的严格考试选拔上来的。魁奈在其《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》一书中设一节专门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，详细介绍了三级学位的划分和考试程序。魁奈对此非常欣赏，希望欧洲也能引进这种制度。 在学者和思想家们的合力倡导下，欧洲各国吸收科举制平等竞争、公开考试的合理内核，不断尝试在官吏制度改革中加以运用。18世纪，德国文官考试初具规模。英国文官制度对中国科举制的学习和借鉴更加系统，成为欧美国家和日本仿效的对象。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，又在中国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、完善，最终演化为近代西方社会较普遍的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。三、中华文明在互学互鉴中绵延不绝
“文明因多样而交流，因交流而互鉴，因互鉴而发展。”在中华文明内部，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汇、相互浸染；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，中华文明先后融摄中亚游牧文明、波斯文明、印度佛教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欧洲文明等。中华文明正是在与外来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过程中，以海纳百川、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，兼收并蓄各国、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，不断发展、不断壮大。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，中华文明凭借中央集权统一局面的优势，对周边邻国产生强大辐射力，在持续散播、影响日甚的同时，对域外优秀文化的广泛汲取，不仅丰富了中国民众的生活，而且使中华文明更加枝繁叶茂。 中外之间的文明交流，若论历史之久、关系之密切，首推朝鲜，中朝两国人民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经济文化交往。在汉字传入前，朝鲜没有文字，汉字传入后很快被朝鲜社会广泛接受和使用，汉文化也随之得以悉数传播，持续长达两千余年。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绵长。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至今流传，日本推行“大化革新”“百事皆仿唐制”。 从汉代开始，中国大规模对外派遣政治使节。公元前138年，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。两度出使，历时17年之久，“凿空”之行开辟了陆地丝绸之路，不仅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的友好交往，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。公元73年至100年，班超奉命前往西域后，派遣甘英出使古罗马，由此打通了从西域到条支和安息，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。甘英成为我国史书记载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人。秦始皇经略岭南，凿灵渠，建郡县，使番禺地区成为跨越南海与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心。西汉初年汉武帝遣使远航，一直到达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幕就此拉开。 佛教传入是外部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我国。公元前1世纪末佛教已传遍西域各地，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口授《浮屠经》，是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之一。公元64年汉明帝派遣12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，他们同印度僧人回到洛阳，建造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——白马寺。佛教文化一经传入，很快被我国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，逐渐形成汉传、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，经过与儒、道等本土文化的不断磨合，佛教最终融入中华传统文化。相伴而来的印度文学、音韵、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绘画、雕塑、医学、天文学等，不断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，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养分。而印度佛教艺术，经过我国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再创造，形成富有浓郁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，陆续传入朝鲜、越南、日本，形成广泛的世界影响。 秦汉时期，乐舞艺术蓬勃发展，再融进域外传入的乐舞杂技，形成汉代乐舞百戏体系。东汉灵帝时期，帝王贵胄提倡和支持胡文化，西域文化融入汉文化中，两种文化互寓其中，交相辉映，汇聚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。大唐时代不仅以经济繁荣、文化昌达著称于世，而且以兼收并蓄、善交友邦、对外开放而彪炳史册。唐初，大量摄取外来音乐，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，印度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，波斯、罗马、大食音乐随来华使节、胡商传入中国，苏莫遮舞、拔头舞、胡腾舞、胡旋舞等风行长安，唐代名曲《霓裳羽衣曲》成为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。可以说，唐代音乐舞蹈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。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的第一通道，是多种文明的大交汇和大融合。丝路沿线的不同文明，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，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艺术、古希腊的哲学、文学和史学，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、艺术、天文学等。古代丝路不同文明的深度互动交融，对人们的思想意识、对沿线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。来自不同国家、操着不同语言、身着不同服饰的外国人来到中国，有使节、商贾、贩客，还有向往唐文化的外国留学生和学僧，他们把域外文化带进中国，又把中华文化传向四方。融合了多种域外文化的汉唐文化俨然成为世界性文化，洛阳、长安成为中外文明交汇的中心。 敦煌是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襟喉，是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。来自印度、波斯、西亚的文人、传教士、商旅、使者，同中国的汉人、藏人、蒙古人汇聚，各具特色的文化大量汇聚于此，造就了回鹘、粟特等少数民族善于吸收、借鉴外来文明的品格，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即为真实写照。敦煌、吐鲁番石窟的壁画和写本，既受中原文化影响，又受印度文化影响，还受到阿拉伯文化浸染。敦煌莫高窟壁画、彩塑中的服饰，包括中原传统汉服、少数民族衣着，以及来自中亚、西亚、印度等地的衣装。各具特色的服饰，展现了丝绸之路千余年间各国各民族、各阶层不同身份的僧俗人众的文化特征。 宋元时期的对外交流，较之唐代进一步发展，范围进一步扩大，不仅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有了新发展，而且与北非、东非国家有了直接往来。宋朝广泛招徕各国商人推进海上贸易，在各贸易港中广州跃居首位。到南宋，泉州快速发展并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贸易港，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。直到元末，泉州始终是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商埠，马可·波罗目睹了泉州港的盛况，称“大批商人云集这里，货物堆积如山，的确难以想象”。丝绸制品外销热度不减，瓷器外销异军突起，甚至超过了丝绸的销量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宋代中外交流的通道更加广阔。元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，颁布保护船商的“市舶则法”，采取“官办民营”方式，制定了由国家出财资，船商进行海上贸易的“官本船”制度，不仅促成了元与阿拉伯人之间异常热络的海上贸易，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原地区与世界各地的人员往来、文化交流、思想交融。 明清时期的中国，是世界上文明程度高、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。“中学西传，西学东渐”，构成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场景。西方使节、传教士、商人把西方的天文历算、数学、医学等知识和自鸣钟、火器等制造技术带到了中国，同时把中国文化视为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，并不断带回欧洲。明代郑和下西洋，成为中国古代中外交往交流的典范。郑和本着“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，导以礼义，变其夷习”的精神七下西洋，向沿途国家宣达中华文化，堪称文化使者。郑和船队直接或间接帮助沿途各国建立健全政治、礼仪、法律制度，或邀各国使节到中国访问，目睹中国社会文明。据学者统计，郑和下西洋期间，沿途国家使节来华318次，平均每年15次，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到达我国。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、南亚、东部非洲的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，书写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。 纵观中华文明成长历程，不难看出，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，先后融摄中亚游牧文化、波斯文化、印度佛教文化、阿拉伯文化、欧洲文化等。中华文明秉持“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”的理念，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、兼收并蓄的宽容心态，善待外来文化，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一切有益养分，在求同存异中尊重差异性、讲求和谐共生，使中华文明始终历久弥新，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。 历史表明，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，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、彼此包容，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。中华文明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、融合会通中，创造了延绵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辉煌奇迹，塑造了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，为人类文明事业做出不朽功绩，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、历史自信，探索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内在驱动力，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提供了有益而丰厚的历史滋养。
本文作者李国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。原文载《世界历史》2022年第4期。因微信平台限制，注释从略。如需查阅或引用，请阅原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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